“打假维权成本太高，这是困难的地方。”蒋卫锁感叹，他呼吁人人打假，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，现实中这是不可能的；反过来个体的力量毕竟有限，仅靠少数人也不行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，这是一对矛盾。理想的状态就是无假可打。“但只要有假冒伪劣，我就会一直打下去，我今生和乳业绑到一起了。”
首先是农民，然后是商人，后是打假维权者。蒋卫锁对自己生活中的角色这样定位排序。“我和王海不一样，他打假能赚到钱，我没赚过一分钱。”蒋卫锁说，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后，尊重他的人多了。 蒋卫锁随身带着两包以他名字为品牌的羊奶粉。他现在经营着十来家蒋卫锁乳品连锁店，奶源来自于他手里的十几个奶牛小区，十几个奶站，由专人监控质量，加工环节交给他信任的企业。他认为，“主要也还是资金不足”，目前能努力做的就是以个人品牌为赌注，把“蒋卫锁”牌乳品连锁专卖店开展起来，以实际行动振兴乳业。（实习记者 宿希强）
黄静：惩罚性赔偿离光明还有多远
2009年3月5日，距离消费者权益保护日进入倒计时之际，华硕案的女主角黄静再次站在了众多媒体面前。
此前，黄静的代理人周成宇向各家媒体发布消息称，3月5日上午10时，黄静到检察院领取完国家赔偿金后，将在距离检察院100米左右的北京龙都宾馆一层召开记者沟通会，届时黄静本人会将这笔赔偿金全部捐献给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。5日早上9点，周成宇向媒体群发短信，称“因受到不明力量干扰，出现诸多巧合事件形成戏剧性变化”，地点更改为北纬四十度大酒店。
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普普通通的沟通会，却遭遇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“变故”。在沟通会现场，该酒店工作人员不止一次出面阻止见面会召开。当媒体记者就座后，现场突然断电，整个沟通会陷入一定程度的混乱之中，而记者发现整个酒店只有该会议室没有供电。对此，酒店方表示：“我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你们的话题太敏感了”，不管是什么活动都不能办下去，损失由酒店赔偿。
其实，在见面会前夕，一系列“怪事”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——原定酒店地点的无故变更；原定受捐赠的基金会不接受捐赠；原定帮助周成宇检测涉案电脑的一家IT媒体临时提出，因为压力过大，不能提供现场检测；原定于3月5日领取国家赔偿金，因法官身体不适，领取赔偿金的安排延后。
太多的意外事件集中出现在召开记者沟通会的这几天，而这么多偶然集合在一起，似乎也构成了一种必然：在的经济、地位、实力差距面前，普通消费者维权势必还要在黑暗中前行。
黄静与跨国公司华硕的纠葛源于一台普通的笔记本电脑。然而，让黄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行为，却埋下了她10个月牢狱之灾和漫长维权之路的祸端。
一个维护自己权益的普通消费者，甚至在自己的维权官司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就因为另一场官司身陷囹圄。10个月的牢狱之灾对黄静这个弱女子来说，经受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打击都是难以估计的。
从华硕案中我们不难发现，消费者同大公司、大企业发生纠纷后，吃亏的往往是消费者一方。在利益关系的驱使下，公司与个别媒体勾结、公司与政府勾结的现象已是屡见不鲜，普通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，其维权之路的艰辛可想而知。
2007年11月7日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，对黄静做出不起诉决定。2008年6月16日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对黄静发出审查刑事赔偿申请书，赔偿请求进入确认程序。在这件事上，法律终于给了黄静一个公道的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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